陆克文演讲:中国改革开放成绩骄人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崛起

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发表演讲说，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成绩骄人，其中最了不起的是成功使数亿中国人脱贫。 

在这场演讲中，陆克文全面分析了习的政党、政治、经济和全球秩序观，并指出如何理解习时代的中国构成，是西方未来几十年政治领导人的重要任务。本文节选自演讲第四部分《习领导下中国的“世界观”——七大核心任务》。

首先，三中全会《决定文件》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出台正式文件阐述未来的经济发展思路，“市场”将成为决定性因素。这是一个新的起点。除此以外，需要关注的是：市场是决定性因素，与市场是重要因素是有区别的。从重要因素到决定性因素，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诸如通过计划、公共投资等方式执行的传统介入将不再能简单适用于新常态经济。我对经济改革能成功抱有信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群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的政策制定者们十分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对政治经济学理解得十分透彻。而且他们已经做好了做出更勇敢决定的准备，在不伤害个人消费及民营企业扩张的前提下，为经济增长注入公共财政刺激。这又是新的理念。第三点我想再指出的便是转型期内面对的挑战。政策规划者们也应将全球需求减弱造成的负面因素考虑在内。假设全球需求保持政策稳定增长，如果我们现在有的还是一个“健康”的欧洲、美国，那中国产品的需求量必然仍是很大的。但很可惜，目前的欧美经济现状不足以为中国出口贸易创造更大贡献。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目前只占了中国国内经济增长总量的一半左右，而正常情况下，出口所占GDP比重应远不止一半。显然，这不是中国的错，而是拜全球经济不景气所赐。

我仔细阅读了《习谈治国理政》，中文、英文版我都详细读了。这本书很有意思而且清晰详尽描绘了他的治国思路。坦白来说，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机构在政策制定中的核心作用十分重要，尤其是设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重要性。如果你从经济视角来看这些组织结构变化，加强党的中央领导不仅体现在经济改革力度的加大与深化，同样也表现在与经济有关的事务处理上。人们开始明白经济改革既是技术经济又是政治经济，两方面都需要落实。

要说我如何理解中国的新型治理，我想在政策层面，既要加强党的领导班子中央书记处的作用，也要发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重要作用。这是我的理解。第二，现行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依法治国是构成政府宪政的根本，实现法律、法规为政府正常化运作提供辅助的目的。

我还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去中国时，见到了当时正主持全国人大的彭真。我记得大概是在1985、1986年，我见到了彭真，他跟我谈了他对“依法治国”的理解。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时至今日，我再来回顾1985至2020年，中国这三十年“依法治国”走过的道路，实在是有很多变化。就如中国人自己说的“任重而道远”，但的确现在的立法体系已与过去大不一样，准确说出现了很多进步的变化。

关于反腐败，我想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就如澳大利亚，都会从过去50-100年的经验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你要经济发展永葆前进状态，你就需要朝建立一个廉政系统迈近。因为滋生的腐败能摧毁你经济发展的根基，而且会令你的人民不管是个人投资者还是个人消费者丧失信心，这对经济持续发展是致命的重创。我说这不是什么西方独有的智慧，这是人类社会几个世纪历史经验的教训。举个例子，十九世纪的英国就非常腐败。你若想去议会谋个议员的席位，没问题，花钱就能买到。但如果这事发生在100年以后二十世纪的英国，那等着你的就只能是监牢。这便是变革，需要时间的重大变革。对于反腐败，我的想法是：在法律面前，人人都该是平等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应该是全面的，并由独立机关公正公平执行。

就拿我所在的澳大利亚的系统来说，我们的《刑法》覆盖了所有与贪污有关的犯罪行为。在澳大利亚多地区还设有常务委员会专门处理官员腐败舞弊行为。这个常设机构本身是审查机构，一般《刑法》适用于反腐败案件。在我的家乡--昆士兰州，我们还针对警察、公务员群体专设了“刑事司法委员会”。这个机构大概是在25年前设立的，那时我担任昆士兰州政府内阁办事处总监，我清楚记得那之前，我们也很多腐败案件，特别是警察部门的腐败。过去的25年，这个部门大概“洗白了”95%。我可以给你讲很多25年里处理过的案件。再后来，新威尔士州也建了类似的反腐机构。香港也有廉政公署。 这些调查机构的设立，让公务员、警员腐败行径暴露追踪容易得多。对反腐败，我们永远持“零容忍”态度。

陆克文当天下午在费城参加宾大沃顿中美峰会间隙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他自称是学习中国语言和历史文化的“老干部”，有幸见证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变化。 陆克文用流利的中文告诉记者，脱贫“很容易说，却是非常难做到”。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７亿多人实现脱贫。他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了不起的成绩，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